百亿校园足球和不知去向的经费

  这句话,出自一位曾在广东省工作过的校园足球教练的口中。作为曾经深入基层的一线工作者,他对校园足球的未来前景相当悲观。

  在他的眼中,在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阻碍校园足球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足球土壤,全社会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重视足球这项运动,而且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经费。

  2018年12月末,广东省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广州市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梁伟明点出了广州市目前在青训发展上遇到的两大瓶颈:

  1.作为全国足球青训中心,广州市仍然没有一块大型的足球青训基地。目前全国五个足球试点城市,包括广州、青岛、武汉、大连、成都,只有广州的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依然没有建成;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进行合作,开始正式推广“校园足球”。为此,教育部专门设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校足办”),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果实,甚至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如果问题的确严重到了如基层教练所说的“校园足球没有未来”,那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值此十年之际,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项浩大的工程,毕竟“校园足球”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口号,而是每年多达几十亿的真金白银。

  作为一项全国性赛事,这项锦标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学校的参加。学生们在场上挥洒汗水,而教练和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顺便倒了一下苦水。

  经济条件较好、省内也有多家职业俱乐部,来自山东的学校开展校园足球的条件算是相当不错,但是时任淄博实验中学的教练张方军却说:“假如这次比赛在南方举办,我们还是有可能因为经费不足去不了。”[2]

  如果这句话当时让贵州省都匀一中的教练胡立军听到,一定会愤愤不平,因为当时都匀市一年只有校足办下拨的50万可供使用,省里的经费基本没见过。

  全国校足办的50万当中,30万被要求购买指定器材和装备,剩下的20万要分摊给都匀市的50多所学校,根本无法满足开展校园足球的需要。“这次参加比赛,就要花掉差不多10万。”

  2018年年初,全国校足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了2015-2017年校园足球的开展情况。

  根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发展报告(2015-2017)》的信息,2015-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48亿元校园足球扶持资金,各省(区、市)投入校园足球的财政、体彩和社会资金等累计196多亿元。

  3年总额超过202多个亿,看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但到了学校的手上,数字并没有那么可观。[4]

  根据文章开头的这位广东教练的介绍,每年几十亿的资金,大部分都要用于全国性和地方性赛事组织,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及的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剩下的小部分才会交给学校,用来翻新场地、购买器械、参加赛事等等。

  著名评论员张路老师曾经说过,钱要用在刀刃上,校园足球的钱应该大部分用在提高基层教练的收入上。

  根据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网易体育联合发布的《2018全国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高达93%的兼职足球教练的月薪在5000元以下,这些兼职足球教练很多都供职于学校,因为后者无力为他们解决编制、保障等问题,所以大部分校园足球教练的收入状况相当一般。

  即便校园足球目前的重心放在普及阶段,但普及也是需要专业指导的。正是由于这个行业目前的收入情况,所以校园足球几乎吸引不到真正具备足够专业知识的退役球员或专业人才,一些优秀的苗子自然也就无法被发掘出来。

  教练收入没有被考虑到预算经费内,其实还都属于细枝末节,有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被取消资质,是因为连经费都没有收到。

  2018年4月,8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被“摘牌”,29所学校被责令限制整改。对于这8所学校为何被摘牌,教育部的通知中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资金不到位是导致许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不达标、并因此被摘牌的重要原因。

  “许多经费要么没有分到学校,要么分到了学校,但没有用在足球建设上。”[5]

  2013年,上海五星体育广播的《足球上海滩》请到了前国青、国少教练,时任江苏93/94全运队主教练朱金鑫来谈一谈校园足球的发展情况,在节目中朱教练直言不讳:“现在校园足球说实话就是面子工程。”

  朱教练介绍说,他以前也给校园足球讲过课,经费发到当地体育局,体育局买了两辆客车,说是用来接送孩子,结果转身就把车租给了自己的亲戚,用来跑长途。[6]

  “不能像现在这样,只会越来越差。”六年前朱教练所说的线年初,教育部再次下发通知,又有3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被摘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这30所被摘牌的特色学校,最重要的不合格原因主要是在师资和教学开设上的问题。“在执行的时候,这些学校既没有开足课,也没有组织训练和比赛。”

  在校园足球开展的过程当中,经费被主管部门、被学校用作他处,是全国普遍发生的情况,这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

  著名评论员克韩老师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中国那么大,不同地区有着不同需求,远轮不到足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经费被挪用的原因,在他们的眼中,地方上、学校中有比校园足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想做到专款专用,的确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校园足球的经费来中饱私囊,这使得经费本就捉襟见肘的校园足球更是雪上加霜。

  范志毅在接受采访时就透露:“有的人借这个校园足球来赚钱,哪里是想培养专业人才,一些开餐饮公司的都在搞青训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全国校足办也注意到了,但除了加强监管,他们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在当下校园足球政治性的大背景下,哪个学校不想沾上一点儿光啊!”北京东城区某所学校的校长就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学校、地方都想拿到经费,但对足球事务并不上心,于是就会出现弄虚作假、急功近利、“重创建,轻督察”的现象。

  无论是2017年8所学校被摘牌,还是2018年30所学校被摘牌,都是教育部率先展开督察行动。多数时候,地方都是等到上级要求复核的通知下达,才开始对校园足球开展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归根结底,之所以会发生经费被挪用、去向不明的问题,还是和地方、学校主管领导有关。

  一位参与校园足球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地方政府及学校对校园足球的轻视态度造成了这些问题。在上级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时候,校园足球根本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在学校也是如此,地方教育部门评判校长的核心指标依旧是升学率。“现在的教育仍然以成绩为主导,对体育考核重视度不高。”

  这一点也得到了文章开头的广东教练的验证:“主要还是社会不重视,没有土壤。”

  校园足球“首先普及,其次拔尖“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想要达到预想中的效果,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三方都能够达成共识、形成联动,这样才能满足所有的前提条件,才有可能走上正轨,才有希望收获到我们预想中的果实。

  就像一个需要三点支撑的容器,一旦其中的一点发生动摇,校园足球这个容器就面临着倾覆、破产的可能性。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体育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微乎其微,这个局面短期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发展报告》(2015-2017)中明确指出,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传统观念,以文化课成绩作为评价学生学业的最重要标准,这使得对校园足球价值的认识难以提高。

  社会竞争的严峻性使得社会对于人才的评判标准高度集中在成绩单上,而对于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合作能力的体育项目,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二十年前,日本家长也会要求孩子将注意力放在文化课上,但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求职的时候,如果其他条件相当,日本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在学校参加过体育活动的求职者。

  根据时任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副秘书长的许建威介绍,“目前,对于学校和核心评价指标依然是升学率。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校园足球对学生有积极的教育作用,但很多校长迫于升学率还是顾及不到这一层。”

  所以在校园足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原本足球基础很好的学校,因为校长不愿搞足球了,结果足球队撤了,足球活动停了,足球的氛围也没了。”“还有一些校长给学校足球队下达比赛任务,参加比赛就必须拿到什么成绩,拿不到理想成绩就把校园足球砍掉。”

  南宁宏旭俱乐部的杨乐教练能够清晰地感觉到,“12岁也就是小学六年级踢球的孩子明显减少。”

  在和家长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了根源所在:在家长看来,到了小学六年级,孩子就应该以学业为重了,要认真准备升学和考试。

  “一个小女生偷偷从课外培训课程上跑出来踢球,结果被妈妈发现,强行把她从球场拉走。”

  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由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网易体育联合发布的《2018全国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调研报告》调研数据的支持:不同年龄段的学员数量变化趋势为:3-8岁为上升区间,8-12岁为稳定高峰区间,12岁呈现断崖式数量下跌。当孩子面临升学压力时,大多数的家庭选择退出体育培训并将精力转向文化课培训。

  数据根据2018年数据可以看出,足球项目的学生数量峰值在7-9岁这个年龄段。而小学六年级(12岁)与初中一年级(13岁)两个年龄的学员数量相加只有2.8%,13岁以上几乎没有参与课外足球培训的学生。

  大洋彼岸的美国,校园体育体系自成一脉。在很多项目上,包括篮球、橄榄球、棒球,美国的学校队实际上代替职业俱乐部承担了球员青训的工作,而后者只需要从校园中挑选苗子即可。

  身边的邻居日本,校园体育体系也有其自身的理论。“学生就应该多运动”的理念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几十年的积淀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竞争,学生的体育水平也就越来越高。

  根据鹿岛鹿角俱乐部青训总监高岛雄太的说法,其实日本足球青训要感谢校园足球,因为在日本职业足球青训的金字塔建成之前,是先有日本高中球队培养球员,高中球队参加的比赛从赛会制改为联赛制之后,俱乐部青训才进入体制内,这才形成了目前日本足球“学校-俱乐部”双轨制的发展框架。

  在足球水平最高的欧洲,学校并不承担培养球员的职责。如果学生对某项运动感兴趣,要去校外参加社会上的俱乐部,在这种体系之中慢慢成长。

  所以在欧洲各国,你可以见到从职业到业余、从顶级到地方,可以轻松超过10级的足球联赛体系。扎根于地方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辐射到全国的每个角落,以此完成小球员的层层培养过程。

  而在日、美两国,足球联赛层级数量相较于欧洲就少了很多,J联赛只有三级,美国也是一样。于是乎,校园就成为了培养小球员的主力。在这里,校园体育的水平是可以与职业俱乐部挂钩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足球既没有层级众多的足球联赛,也没有浓厚悠扬的校园体育氛围,青训差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但和日、美两国学校自发形成的体育竞赛传统相比,我们是在用行政命令和真金白银强行推动校园足球的开展,其中便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也就使得我们的推动效果大打折扣。

  校园体育的确还是要搞,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就真的前功尽弃了,但在经费的使用方式上,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变动:

  1.取消大水漫灌、全国铺开的方式,在局部位置、局部区域、局部学校集中发力,将资金注入到过去已经有足球传统的学校,打造出一批硬件设施先进、软件配置雄厚的足球精英学校。

  2.取消对表面、形象工程的投入,在局部方面、局部领域上集中发力,将资金用来提高教练员收入、完善学生保险,让校园足球中最为关键的教练和安全方面率先得到保障,场地等硬件先搁置起来,日后再加以完善。

  3.在认识上扭转大众对于体育的偏见看法,在实际中拓宽小球员的未来出路。弥补管理架构中出现的漏洞,改善体教过程中的问题。足球气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但首先要做到让“体”、“教”之间不再对立。

  3年超过202亿的投入,已经非常庞大,但是放在整个中国这个大语境之下,还是显得不够。

  以目前的效果来看,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日、美两国的校园体育氛围,这些投入还远远不够,所以在校园足球已经开展了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审视这10年的发展过程,或许我们应该换个思路,在单个方向上寻求突破。

  202亿拿来普及全国的校园体育氛围,杯水车薪;拿来打造一批足球精英学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训教练,绰绰有余。

  就像吴金贵指导所说:“打个比方,培养出1000个青训教练,一人带动20个小球员,他们的背后就是2万名踢球的孩子。十几年前,要不是徐根宝在崇明培养了这批球员,现在恐怕国家队可选的人更少了吧。”

  [2/3/10]《别把校园足球做成“式”的形象工程》,中国青年报,

  [4]《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发展报告(2015-2017)》,教育部,

  [5/9]《校园足球扶持资金哪儿去了? 8所特色校为何被摘牌》,校园足球公众号,

  [7]《教育部介绍三年来校园足球发展情况和2018年校园足球重点工作》,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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